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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贵阳云岩区贵医街28号，有一片被岁月浸泡过的建筑群，青灰色的墙面上，爬山虎沿着民国时期的砖缝攀爬，像时间的静脉，这里是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——一个被贵阳人简称为“贵医附院”的地方，对于这座城市而言，它不仅仅是一家医院，更是一本活着的史书,记录着贵州现代医学从无到有的跋涉。
战火中诞生的医学火种
1941年，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，贵阳作为大后方的战略要地，涌入了大量难民和伤兵，面对缺医少药的困境，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先生，带着“医学救国”的理想，在一片荒坡上奠基了“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”。
初创时期的贵医附院，不过是几间简陋的木屋，病床不足百张，但就是这样一个“袖珍医院”，却汇聚了从北平协和医学院、上海医学院南迁而来的顶尖医学人才，他们中有中国现代寄生虫学奠基人姚永政，有著名外科学家沈克非，这些教授们在油灯下做手术，在茅草棚里教学,把现代医学的种子播撒在云贵高原。
一位老贵阳人曾这样回忆：“那时候贵阳城里没什么像样的医院，得了重病只能请中医，贵医附院一开，就像在黑夜里点了一盏灯，我父亲当年患了急性阑尾炎，就是在那间木屋里被救活的。”
在青砖楼里凝固的记忆
走进贵医附院的老院区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栋中西合璧的青砖楼，它建于1946年，是当时的门诊楼，拱形的窗棂、厚实的墙体，既有民国建筑的优雅，又有战时建筑的坚固，墙上的铭牌写着“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”,但这里至今仍在作为门诊使用。
在这栋楼里，发生过无数个“第一次”：1952年，贵州第一例肺叶切除术在这里成功实施；1963年，贵州首例断肢再植手术在这里完成；1978年，贵州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在这里诞生，每一个“第一次”，都对应着一位患者的重生,都印证着贵州医学的跨越。
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护士告诉我：“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医院还没有CT，连X光机都是手摇的，遇到疑难病例，老教授们就用手电筒照着病人的瞳孔，一讨论就是几小时，那个时候，医患关系很单纯，病人信任医生，医生把病人当亲人。”
从“贵医”到“贵医附院”：精神传承的变与不变
1999年，贵阳医学院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，附属医院也随之更名为“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”，但贵阳人至今仍习惯叫它“贵医附院”，这个称呼里,藏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认同。
今天的贵医附院，已经从一个战地医院发展成为拥有近4000张床位的现代化医疗中心，达芬奇手术机器人、PET-CT、3D打印骨科技术……这些曾经只在教科书上见过的设备，如今成了日常的诊疗工具，医院的门诊大厅总是人头攒动，挂号、缴费、取药都实现了智能化。
在快节奏的现代医疗中，贵医附院依然保留着一些“慢”的东西，在老院区，每周三下午依然有“疑难病例讨论会”，老中青三代医生围坐在一张旧会议桌旁，像几十年前一样逐字逐句地分析病情，这种近乎“奢侈”的学术传统,在今天的大医院里已经很少见了。
回望与前瞻：一座医院的医学自觉
站在2025年的节点回望，贵医附院的故事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史，更是一部人文精神的传承史，从第一代教授“背着药箱上山下乡”的赤脚医生精神，到如今“互联网+医疗”的智慧医院体系；从最初只能处理常见病，到如今能完成器官移植、基因治疗等高精尖技术——变的是手段，不变的是“以病人为中心”的初心。
一位年轻的规培医生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刚来实习的时候，觉得老教授们太固执，非要坚持那种老派的做法，后来慢慢理解了，他们守护的不是规矩，是生命的尊严，每次查房，他们都会和病人握握手，说一句‘你好’，这个简单的动作，机器替代不了。”
“贵医附院”这四个字，对于贵阳人而言，是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，是病榻前的最后一丝希望，是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老于斯的生命背景，它不仅仅是一座地标，更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念，当夜幕降临，住院部的灯次第亮起，那一片灯光,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