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忆里的舅舅,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，一支钢笔。
小时候,村里人都叫他“六扇门”，我不懂，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你舅舅在县衙里做事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所谓县衙，是县公安局；所谓六扇门，是古代对衙门的称呼，舅舅在县局当了一辈子科员，从二十岁到六十岁，像一棵长在院子角落里的老树，不高，不显眼，但风吹雨打，从不挪窝。
舅舅的“六扇门”，不过是临街一间十来平米的办公室，窗子朝着小巷子，常年开着半扇，窗台下放着一张三屉桌，桌上永远摆着搪瓷缸子，缸壁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字，我刚上初中那年暑假，母亲让我去县城给舅舅送些腊肉，我走进那间办公室，正看见舅舅趴在桌上写材料，阳光斜斜地打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有些扎眼，他抬起头看见我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颗镶了不知多少年的金牙。
“小宇来了？坐。”他拉过一把吱呀作响的竹椅。
我把腊肉放在墙角,瞄了一眼桌上的材料——密密麻麻的字，每一个都写得工工整整，像印刷出来的一样，舅舅看出我的好奇，递过来一沓旧稿纸：“你看，这是前几年的案件存档。”我翻开，上面记载着一个拐卖儿童的案子，舅舅在备注栏里写道：“孩子送回父母身边时，一家三口抱头痛哭，是日心中甚慰。”
那时候我还不懂,一个老警察面对这样的案件，内心该有多复杂。
舅舅这辈子破过多少案子,他自己也说不清了，但他记得每一个受害人的名字，记得每一次案子破了之后，家属流泪的样子，有一年除夕，我们一家正围着火炉吃饭，舅舅突然接到电话，他放下筷子，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老张家的牛走丢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大过年的，明天再去找不行吗？”“不行，”舅舅一边穿鞋一边说，“那头牛是人家一年的指望。”
后来我考上大学,离开家乡，见舅舅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偶尔听母亲在电话里提起，说舅舅退休了，还是闲不住，在社区当志愿者，帮街坊邻里调解纠纷，又说舅舅的身体不如从前了，腰也弯了，背也驼了，但那个搪瓷缸子还一直用着。
前年春节回家,我去探望舅舅，他已经七十五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走路也有些蹒跚，他住在县城老旧的职工宿舍楼里，两室一厅，墙上挂着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奖状，玻璃镜框都泛黄了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絮絮叨叨地讲那些陈年旧事，讲他怎么在雪地里蹲守三天三夜，讲他怎么从一个孩子画的画里找到线索，讲他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有破的那起入室盗窃案。
“人家丢了女儿的嫁妆，”舅舅说，“就是三千块钱，但那钱是攒了十年的血汗钱。”
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,突然觉得，舅舅老了，老得像一页泛黄的档案，但他心里装着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，却从未老去。
去年冬天,舅舅走了。
葬礼很朴素,来的人却很多，有他当年的同事，有他调解过的邻居，还有那些他帮助过的人，一个中年妇女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：“老黄啊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的孩子就找不回来了。”
我站在人群里,看着舅舅的遗像，照片上的他穿着那件中山装，胸前别着一枚党徽，笑得有些拘谨，我忽然想起他办公室窗台上那盆君子兰，一年四季都绿着，偶尔开一次花，橙红色的，开得很慢很安静。
舅舅守了一辈子“六扇门”，守的不是权力，不是地位，而是一扇门里万家灯火的平安，他这辈子没出过县城，没坐过飞机，甚至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西装，但他走的那天，整条街的人都来送他。
有时候我会想,这世间有多少像舅舅一样的人，他们没有显赫的职位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，甚至不会说出什么豪言壮语，他们只是沉默地站着，像一扇门，像一堵墙，为普通人挡住风雨冰霜。
舅舅一生没离开过“六扇门”，如今他自己，也成了门里一盏不灭的灯。
我继续写着舅舅的故事,窗外的风有些凉，我伸手去关窗，忽然想起那半扇永远不会关上的窗户，想起搪瓷缸里永远续上的热水，想起那个在雪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去找牛的老警察。
舅舅,您守护了一扇门，如今您自己，也是一扇永不关闭的门。
